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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于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叶达到鼎盛，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呈现波澜壮阔的新文化高潮，导致一种新的、自信的人文主义文化（new and self-confident humanist culture）兴起，[2]先后出现像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等画坛三杰，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法国的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约1494~1553）、西班牙的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等著名作家，荷兰人文主义巨擘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英国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法国的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等著名政治思想家。

[10] 德国法学家卡尔·恩吉施对建立公理式体系持类似的批判态度，其结论是：公理式演绎的方法在法学中绝不可行。此处还简短地提到在罗马法刑事诉讼证明程序中十分重要的位格理论（Statuslehre， 希腊文为stasis）以及法律解释问题。

该书至1973年已出5版，1993 年由杜尔汉教授（W. Cole Durham， Jr.，）译成英文出版，在英语世界亦愈来愈受到重视[93]. 五、特奥多尔·菲韦格的论题学思考方式 相对于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菲韦格及其所代表的所谓美茵兹学派[94]的理论对于本文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立场息息相关，故不可不察。一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学实践活动所追求实践的认识兴趣，它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化的现实，而是维护理解的主体间性，以确保个人和集团的……自我理解以及其他个人和集团的相互理解[47]. 其次，与上面一点相适应，法学的判断（如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之思所强调的那样）也不是真与假的判断（至少首先并非真与假的判断），而是合理与不合理、有效与无效、正确与不正确、公正与不公正的判断。否则，撇开文化现象所固有的价值，每个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与自然有联系，而且甚至必然被看作是自然。这里的所谓对象化指向，抽象地讲就是法学研究的主体之间受法律实践目的的推动而将法学的概念、范畴运用于考察对象世界、以期对之发生作用的过程。它们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不可以简化为逻辑（推导）的关系。

[31]他认为，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诉讼演说的目的在于指出行动是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其用于控告或答辩[52]），这个语用学过程不是独白式的证明过程，不是单个人对法律认识的自言自语。1260—1290年间，两位在意大利人看来属于山外的（Ultramontane）法国法学家，[53]即拉维尼的雅各（Jacques de R6vigny，也写作 Jacobus de Ravanis，1230/1240—1296）和贝勒拍克的皮埃尔（Pierre de Belleperche，也写作 Petrus de Bellapertica，约1247—1308），在这个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欧洲（特别是巴黎大学）的认识论（主要是《后分析篇》所提供的认识论）转型走向高潮之时，把不同于之前（注释法学派解释方法）的新技术（推释技术）用来解释优士丁尼的罗马法文本。

他出生于伊莫拉城的一个望族，早年在波伦亚学习，1397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费拉拉、帕多瓦、波伦亚等地大学担任教授，著有《学说汇纂补编》、《学说汇纂新编》和《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的评注、一部《鉴定意见集》以及若干小册子。而他所谴责的命题均声称认同以必然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并被13世纪中叶的巴黎经院哲学家视为一切正宗的、可信的文化运动的出发点。从上文有关评注法学派代表人物的简介也可以看出，评注法学家们流传后世的法学文献品类繁多，林林总总，不可胜数。他既是罗马法（民法）学者，也是精通教会法和封建法的学者，[95]乃14世纪欧洲最博学和多产的法学家之一，曾经著有《学说汇纂》、《优士丁尼法典》、《封建法书》、[96]1183年《康斯坦茨和约》以及《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97]前三卷的评注集，撰写过若干专题论著和大约2500件鉴定意见书。

[133]在巴尔多鲁之后直到整个15世纪，这类作品一直未曾中断，它们把逐渐衰落的评注法学派时期与接下来的欧洲法学的世纪连接在一起。他在1367年出生于皮亚琴察的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早年在波伦亚大学跟随萨利切托的巴托罗梅斯学习法律，1389年担任帕维亚大学的教授，10年后返回皮亚琴察，自1407年起，又先后在帕多瓦、帕尔玛等地大学任教，1427年在帕多瓦去世，时年60岁，著有《优士丁尼法典》两部分的评注和《学说汇纂旧编》、《学说汇纂新编》评注以及243件鉴定意见书。

故此，人们往往把德国1200—1500年这一法律历史发展时期称为法书的时代（die Rechtsbuecherzeit， the Age of the Law—Books）。[24]马仁邦，见前注[5]，页232。[5]拉丁文Logica vetus，笔者译作旧逻辑，也有人译为ancient logic（古逻辑），即，自从公元6世纪到12世纪中叶之前在西欧流行的逻辑（主要是指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和《解释篇》等逻辑著作以及柏拉图辩证法中的区分[二分]技术）。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87.[72]阿尔伯特·奥多弗雷德（Albertus Odofredi，1228—1300）乃13世纪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德纳里斯的奥多弗雷德（Odofredus de Denariis，约1200—1265）之子。

应当说，基督教界的这两次声明在后来的世纪（13—14世纪）成为神学和哲学思想论坛上争论的主题，对后来的中世纪文明、尤其是晚近一系列科学定理（物理学和天文学定理）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们是包含对某个特定的法律问题或某个案件进行法学论证之判决的著作类型。通过这种方式，他拓展了《优士丁尼法典》的规范效力和适用范围。故此，法国法的编纂不能够以优士丁尼的法学文献为依据，而应以法国的本土习惯为基础。

例如：如有疑义，宁可选择更加有利的解释（In re dubia benigniorem semper fieri interpretationem），或者苛责于人的是过错而非案件（Nemini casum sed cul- pam imputari），或者宁可选择公共的用途，而非私人的方便（Publicam utilitatem privato- rum commodis praeferendam），或者强暴与伤害均不能给自愿者增生利益（Volenti neq. vim neq. iniuriam fieri），诸如此类。合同的效力适用缔结地法，即使涉及地产买卖也如此。

阿尔恰托身逢欧洲法学从评注法学派向人文主义法学派过渡的时期，更多地被视为人文主义法学派的开创者。梯利，见前注[4]，页238—239。

[33]故此，物理学家们所思考的自然本体（thenatural sustances，诸如土地、衣物、金银器皿等有体物[corporeal things]）与法学家们所思考的不可触摸的本体（第二本体[secondary substances]或无体物[incorporeal things]，诸如权利、义务、债、遗产、诉讼等）之间具有一种亲缘关系，两者都是质料与形式组合的结果。Peter Stein， Supra note 56，at 71.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见前注[70]，页420。但由于与本文主题没有直接关系，此处不予详论，需要撰写专文讨论。Olivia F Robinson，T David Fergus，William M Gordon， Supra note 5，at 64.[126]复习讲义的大量出现，可能与13世纪中后期以降的大学有关法律授课与考试的安排变化有关。1265年，在文化领域，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开始写作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Summa Theologica）。后来波伦亚的学者伊尔内留斯（Irnerius，一译伊纳留，约1055—约1130，他被认为是1088年波伦亚大学的创始人）找到了缺失的中间部分，即，《学说汇纂》第24卷第3章—38卷第17章（D.24.3—38.17），称为《学说汇纂补编》（Digestum Infortiatum）。

[131]3）专著类文献（Monographische Literatur）。Peter Ratsch （Fn.87），S.22.[111]See 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46—147.[112]穆法注意到，这种法之公理在法学家那里叫做规则（regulae），在（神学）博士们（Doctores）那里称为概要（summae，大全），在辩证法家（Dialectici，即逻辑学家）那里称作主题（theses）或命题（propositiones）（Cf. Peter Raisch （Fn.87），S.58，besonders N.93.）。

该学说此后影响数个世纪，并为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学说汇纂》第39卷—50卷第17章（D.39.1.—50.17）。

[125]这主要是指对原典的文本（特别是法律渊源文本，即波伦亚手抄本中的优士丁尼法，中世纪皇帝的敕令[谕令]、伦巴第法以及采邑[封建]法等等）进行说明和解释的著作类型，它们包括：①讲义（Lectura）。See 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Supra note 51，at 23。

相关的内容，参见：Norbert Horn （Fn.45），SS.345—346。[2]1282年，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王国联盟解体。这主要是指学者的罗马法（das gelehrte r?mische Recht）在评注法学派时期逐渐得到推广，成为欧洲共同法的重要部分，到了评注法学派时期末尾，学者的罗马法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业已成为法律生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就是所谓的法则区别说。

埃利希，见前注[52]，页343—344。[137]即，有关（部分地受共同法或学者法影响的）地方特别法之私人记述文献。

事实上，评注法学派不可能以法学的科学性之理论宣称来取消法学本身作为实践知识、智慧和技艺的学科性质。《优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对法学家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们与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对历史学家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们并非罗马历史上真正实践过的法律。

[63]而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阐明的认识论能够帮助他们鉴别基本的法理（ratio legis）或规则（reguk），发现（上已述及的）法学学科的特有原理（principium proprium of scientia iuris），并通过明证三段论（apodictic syllogism，明证推理）[64]获得可能的科学结论，进而达到法的领域的科学性。Norbert Horn （Fn.45）， S.324。

而行动则可以将世界引入新的（人为的）现实，行动不能根据因果律来理解，也不能以随意的方式来理解，而应符合正确推理的法则。法律规定丈夫必须（自己出资）埋葬妻子。[109]双行体是古代的哀歌（elegia，英文elegy）所采取的韵体。See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Geschichte des R?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 Fünfter Band， Zweite Ausgabe，J.C.B. Mohr，1850，S.607.[56]1200年之前，奥尔良只有一所讲授神学和教会法的文法学校，1235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1170前—1241）宣布，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 Pope，约1148—1227）于1219年发布的禁止在巴黎地区讲授罗马法（民法）的禁令（教皇谕令，the bull super Specula）并不适用奥尔良，于是，在奥尔良讲授罗马法成为合法，最早在此教书的（1240年左右）均为意大利学者。

[156]Andrea Errera，Supra note 5，at 153。[74]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87。

而在此方面著述较多、论述较为广泛的学者无疑是巴尔多鲁，如上所述，他一生曾经撰写过四十多篇专题论著。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84—185。

最终，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象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3]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78.[4]（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页198。